古城鋪路磚

漢素面板瓦

漢水波紋磚

漢“長樂壽”銘文磚

漢朱雀紋滴水

漢莊古城城墻夯筑層

這里留下了迄今云南省內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的漢代建筑遺址，是保山人引以為豪的“永昌”二字的源點，是漢文化在祖國西南邊陲融會貫通的開端，亦見證了中華民族統(tǒng)一進程史上彪炳史冊的“哀牢歸漢”的華彩篇章；它還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商大道——“南方絲綢之路”上迄今所知年代最久遠的商貿中心和人員物資集散地……

“永昌郡城”：

距今1900多年的永昌文明呼之欲出

“你看，這就是距今1900多年的漢莊古城，當時的永昌郡治所在地，也是迄今所知古道上年代最早的商貿中心和人員物資集散地……”8月25日，記者來到保山城南的隆陽區(qū)蘭城街道漢營社區(qū)（又名諸葛營村）一處開闊的田壩，67歲的保山市文管所原所長、保山資深考古專家李枝彩為記者介紹這片目前云南省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的漢代建筑遺址。

舉目眺望，遠處的高速公路上，飛馳而來的車輛與古城遺址擦身而過，古今交織的瞬間不禁讓人浮想聯(lián)翩。

“你看，古郡的城址就以眼前見到的四周高大城埂為標志。城址呈長方形，東西寬320米，南北長375米，面積14萬平方米，四圍城墻用紅、白黏土摻沙石夯筑而成。除西北角因昔時修路被挖斷外，其余部分保存較好……”作為1981年文物普查時參加現(xiàn)場調查的考古人員之一，李枝彩對當年的考古現(xiàn)場記憶猶新。

而東、西兩墻中段尚存由磚石堵塞的城門痕跡。城墻底寬14.5米，上寬8.9米，殘高2米至4米，各墻斷面均見明顯的夯土層次，紅黑多色相間，層厚多在8厘米至 12厘米之間，最高的地方現(xiàn)存40余層，可見夯筑工程相當浩大。

自20世紀80年代起，漢莊古城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不斷給世人以驚喜，這里先后發(fā)現(xiàn)了大面積的石砌道路，房屋基址，磚砌的灶洞、水池、排水溝等遺跡，還出土了部分銅錢和形體寬大厚重、呈現(xiàn)漢晉風格的磚塊瓦片等大量遺物。其中以少量印有吉語或紀年的銘文磚如“長樂壽未央”“元康四年造作”等實物最為珍貴。這些實物，均具有典型的漢晉文化風格，由此推測該古城的形成時間，當在我國中原文化大發(fā)展的漢晉時期。

學術界對永昌文化的固有認知被一次次刷新。經多年調查、發(fā)掘和研究，目前學術界已基本確認這里就是當年的永昌郡址所在地。城址于1987年公布為云南省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升格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永昌郡城的發(fā)現(xiàn)，開啟了保山考古的新紀元。它的發(fā)現(xiàn)，為進一步揭開古代保山乃至整個滇西地區(qū)的開發(fā)進程及與中原的經濟文化聯(lián)系，提供了重要證據。一個以永昌郡城為主體，俯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范圍包括今云南西部楚雄以西、麗江以南的大部分州市和緬甸北部一帶，在全國105郡中位居第二的永昌郡版圖逐漸清晰。一個雄踞古道要沖，地勢開闊，氣候溫潤，物產豐富，以稻作、商貿、城市建制為特點的距今1900多年的永昌文明呼之欲出。

“哀牢歸漢”：

中華民族統(tǒng)一進程中的大事件

“考古的意義，并不只是為獲得驚世文物，而是要理清這些遺址和文物背后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的發(fā)展脈絡。這是對中華文化最大程度地解讀、還原和傳承。因此，考古學最大的意義，是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脊攀窃趯ふ胰祟愇拿靼l(fā)展史上那些已被湮沒的記憶，這一點對于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來說非常重要……”回望永昌郡城遺址，李枝彩感慨地說。

而在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上，保山的前身——古哀牢國及永昌郡、永昌府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公元69年，即東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邑王 77名，族民5萬多戶共 55萬多人內屬，這就是彪炳史冊的“哀牢歸漢”大事件。漢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并和益州西部都尉所屬六縣一道設置永昌郡，郡治就建在今保山城南漢莊古城。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在當時為舉國上下所重視。著名史學家班固在其《東都賦》中寫道：“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內撫諸夏，外綏百蠻……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

從此，暗含“見龍之耀，日月相屬”（《廣志》）之愿且值得保山人自豪的“永昌”二字便在歷史的星空中熠熠閃亮起來。文獻記載，當時的永昌郡地域極廣，大致相當于今滇西、滇南及緬北廣大地區(qū)，有20多萬戶計189萬人，為卓立東漢的第二大郡。它的建立，為加強我國中央王朝對西南邊地的控制和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fā)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哀牢舉國歸漢之后的首任永昌郡太守鄭純在這里值得一說。

在《華陽國志》《后漢書》《資治通鑒》《永昌府志》乃至方國瑜主編的《保山縣志》中記載的14位東漢永昌太守中，鄭純被譽為千古頌揚的“云南清官第一人”，“哀牢歸漢”得以成功，鄭純功不可沒。 

鄭純聲名遠揚是因為他在西南邊區(qū)的開拓發(fā)展中功績卓著。他是永昌郡第一任太守。廣漢郡郪縣（今四川中江）人。公元67年，漢明帝將益州西部洱海周圍3個縣和瀾滄江兩岸原屬哀牢國的比蘇、不韋、嶲唐3個縣合設為益州西部屬國，派鄭純?yōu)槎嘉?。益州西部物產豐富，又多奇珍異寶，先前來做官的人大都貪婪以致“富及累世”，各民族因不堪其苦而時生邊患。

鄭純特別清廉能干，對各民族“毫毛不犯”，反復宣示官吏廉政規(guī)范；他又與哀牢各部約定，哀牢人的稅費只需“邑豪”們每年各交兩件布衣和一斛鹽、禁止一切雜派；他還積極傳播內地漢文化及先進技術，促進經濟文化交流，使哀牢地區(qū)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和交通、商貿得到迅速發(fā)展。哀牢各族對他深懷感激敬佩之情，哀牢王柳貌及所統(tǒng)轄的77名邑王終于一致決定“舉國歸漢”。 

此后，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朝廷幾度易主，但永昌郡作為西南邊地的一級行政區(qū)，一直存在，轄地亦承舊境。至唐宋時期，保山先屬南詔，為永昌節(jié)度；繼歸大理，前期仍承節(jié)度，后改制為永昌府。前后延續(xù)達500余年。

“永昌古道”：

漢文化在邊地交流傳播的“特區(qū)”

那么，當時東漢王期為啥要在這西南邊地設置永昌郡呢？“這與保山地處南亞板塊與亞洲大陸接合部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途經這一帶的著名‘南方絲綢之路’有關。”李枝彩說。

作為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商大道——“蜀身毒道”的咽喉要沖和物資集散地，保山歷來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門戶。據司馬遷《史記》所載及近人考證，西漢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西域回國面君，帶來了一個極重要的“情報”：西南夷地區(qū)有一條民間商道可直達印度。這引起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的高度重視，決心控制并利用這條當時民間已沿用很久的我們現(xiàn)在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的古道，以打通并強化漢王朝與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遂有“取哀牢地”，經略西南邊地的構想并付諸實施。“西南絲綢之路”不是一條單一的大道，而是由內地從北及南一路向西，幾條干道匯合后往西都要經過“永昌道”到保山匯合，然后又分為三條岔路至印度、緬甸、泰國。由此不難看出，保山在千里古道上實際處于“國際交通樞紐”的地位。因而，要打通古道，必先“綏哀牢”。漢王朝的“既定國策”經過大約一個半世紀的不懈努力，終于在“哀牢歸漢”和永昌設郡之時得到了徹底的實現(xiàn)。 

要想富，先修路。從2000年前永昌道上源源不斷走來的馬幫商旅到今日保山進入動車時代再次印證了這個道理。而保山作為雄踞大西南邊陲的戰(zhàn)略要沖、軍政基地和中外文化碰撞、交流、包容與融合的一大“特區(qū)”，始終在祖國大家庭中擁有十分特殊的歷史地位，并在自身開發(fā)、發(fā)展與進步的過程中，不斷展現(xiàn)出輝煌奪目的光芒。

永昌郡城遺址所在地如今叫漢營社區(qū)，在民間又稱為“諸葛營”，亦稱鳳凰村。從地名的3個叫法來看，均與漢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密切相關。 

從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在今保山一帶“置嶲唐、不韋二縣”，并遷中原望族呂氏后裔“實之”，這其實已標志著中原文化與邊地文化的相遇與融合。“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這首歌謠，從一定意義上說，便是兩種文化碰撞出的最初的精神火花。至三國時，諸葛武侯南征，軍屯就駐扎在漢營，此后也才有了“諸葛營”的來歷。漢文化“隨軍南下”，在較大范圍普及了先進的農業(yè)知識和耕作技術，如“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注重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等，從而使邊地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均得以改觀，并吸引了一些居住在莽林的“上方夷”漸離山林，徙居平地，成了“下方夷”（《滇考》）。

如今，當年武侯南征時期修建的已有1700余年歷史且至今仍在造福于保山人民的云南最早的水利設施諸葛堰，就為此提供了依據。

在今天漢營社區(qū)，留下了眾多浸潤著漢文化遺存的古建筑、古遺跡、古遺址，極具考古研究和民俗文化研究價值。“我們要守住我們的根，護住永昌文化的魂。讓人間皆安，永昌永存！”今年64歲帶領漢營居民重修東岳廟的文物愛好者趙國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