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壽門　范南丹　攝

文筆塔　范南丹　攝

資料圖　范南丹　

提供永昌城復原示意圖 保山市文管所　提供 

云南，在南詔時期土城基礎上經明代改建為磚城的最典型代表是永昌、大理、昆明三座古城。永昌府城是云南省建筑規(guī)模最大的古代城池，它兼容了古代中國城池的絕大多數(shù)元素，是西南絲綢之路上一座名副其實的商旅重鎮(zhèn)，被譽為“西南一大都會”。今天，讓我們拂去歷史塵埃，一探千年永昌府的歲月風華 ——

11月，天朗氣清，登臨太保山，在觀城亭憑欄遠眺，眼下蓬勃發(fā)展的城市勝景不禁讓人追思懷古。600多年前，太保山被城墻圍入永昌府城，成了一座城內的山。年復一年，四季輪轉，古城墻大多變成了低矮的土垣，只有這座山巋然不動，始終守望著它膝下的古城。那些殘存的古城墻滿載歲月的塵埃，靜靜地訴說著“古城故事”。

一城八門

隋末唐初，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云貴高原洱海地區(qū)的南詔國迅速崛起。唐天寶二年（743年），南詔王皮邏閣率兵西進永昌，在太保山下修筑了拓俞城（永昌府城），派節(jié)度使駐管。

明初，麓川土酋思可法兵攻永昌，土城被毀。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云南前衛(wèi)指揮使李觀，在土城原址改建磚城，并以太保山為子城。后來胡淵任指揮使時，鑒于太保山未圍入城內，一旦被敵軍占領，城內虛實即可了如指掌，于軍事不利，遂奏請明太祖朱元璋，仿南京包鐘山之制，圍太保山于城內，順山勢筑城墻，將子城與主城融為一體。至此，一座方圓2.1平方千米，四周城墻高2.2丈，周長13里14步的永昌府城最終形成。

“古代永昌府城之規(guī)模是當之無愧的云南之冠。”保山市博物館館長王黎銳自豪地介紹。較之云南省另外兩座南詔時期建立的古城，拓俞城（永昌府城）比拓東城（昆明城）早建22年，比異牟尋遷都羊苴咩城（大理古城）早36年。經明代改建磚城，無論是城門數(shù)量還是周長，永昌府城都遠勝于二者，可以說是云南境內構筑規(guī)模最大、功能最為齊全的一座城池。

曾經，8座巍然矗立的城門護衛(wèi)著一方百姓。有城必有門，永昌府城西為永鎮(zhèn)、安定門，東為升陽門，南則龍泉、鎮(zhèn)南門，北則仁壽、通華、拱北門，城墻四周有角樓、四炮樓，城內有鐘樓、鼓樓。東南北三面城墻之外，均有護城河，深5尺寬2尺，城門外設吊橋。在鎮(zhèn)南、拱北、清華三城門外均筑“甕城”，即在正門外再圍筑小城，作為正門屏障，以增強城池的防御。

如今，高大雄偉的城門已難覓蹤跡，唯有古城西北角的仁壽門以極盡低調的姿態(tài)與時間抗衡，堅守著昔日的輝煌。年輕一代只能從上了年紀的“老保山”口中，窺得幾分當年永昌府城的樣貌：“好一座永昌城，八道城門開六門。打開升陽門，東來紫氣飄進城；打開鎮(zhèn)南門，金銀珠寶滾進城；打開龍泉門，地脈龍神涌入城；打開仁壽門，松毛柴草流進城；打開小北門，菜蔬糧食運進城；打開大北門，商旅馬幫迎進城。還有兩道門，隨便打開萬不能。打開了安定門，南方蠻子就會打進城；打開了永定門，老虎豹子就會跑進城。”這幾句口口相傳的諺語，恰是每座城門功能的真實寫照。

72條街82條巷

這是一座集中原、江南、邊疆建筑風格為一體的城池。城方如印，72條街、82條巷縱橫交錯，衙署、書院、牌坊、廟宇、會館等古建筑坐落其中。

雖歷經戰(zhàn)火洗禮，永昌府城舊址街巷至今仍保持著明清至民國時期的傳統(tǒng)格局和歷史風貌。如果把一代又一代永昌子民看作古城的細胞，那一條條經絡分明、井然有序的街道就是古城不息的脈搏。

在這里，每一片區(qū)域的命名都源于明確的功能劃分。來到衛(wèi)照壁街、金齒街、老縣街，依然能感受到行政機構的威嚴；穿過黌學街，可以從永昌府學大成殿、保山縣學先師殿了解保山興學辦教與科舉人才成長的歷史；走進通商巷，似乎明清時期馬幫的駝鈴還在悠然傳響，各種珍稀物資都在這條保山商業(yè)中心街道交易……

元明清時代，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后，明王朝“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的治理方針在永昌得以大力、持續(xù)施行，漢民族和漢文化隨著大批的移民進入，逐步由客體轉而處于主體地位，從生活飲食習慣到建筑文化、信仰文化，保山社會文化發(fā)生了巨大的質態(tài)變化。

明軍實行衛(wèi)所制度，“諸衛(wèi)錯布于府縣，千屯遍列于原野”，保山出現(xiàn)了大量以屯、營、所、鋪、堡、哨為地名的村落；府縣各地大興儒學，興建孔廟、黌學、書院，永昌文教進入極盛時期，漢語由官方語言逐漸向各族民眾共同語言方向發(fā)展，內地人文思想在這里加速傳播，科舉及第者成批出現(xiàn)，并造就了許多名揚省內外的學者、文學家、詩人；由漢族創(chuàng)立并有濃郁漢文化特色的道教，也在明代興盛起來，并出現(xiàn)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一些宗教建筑。

回望過去，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明代著述第一人”楊升庵、著名地理學家徐霞客、書法大師王文治等文人墨客都曾踏足于此。這片曾被譽為“文化名邦”的熱土，孵化和孕育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明代布衣教育家楊元、著名學者“張氏三父子”（張志淳、張含、張合），清代名宦王宏祚、吳樹聲、劉樹堂、范仕義以及著名學者“袁氏五兄弟”……

有人把永昌府城的地理環(huán)境比作“文房四寶”。整座城是一張紙，文筆塔為筆，湖心亭為墨，易羅池為硯。此刻，這座南方絲路上的歷史文化名城，畫卷仍在揮筆，故事正在延續(xù)。

邊陲重地

“襟滄江而帶怒水”的永昌，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密不可分。

元朝時，馬可·波羅游歷永昌，記載了發(fā)生在永昌屬地的“象馬之戰(zhàn)”，披甲上陣的象陣可謂是人類戰(zhàn)爭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明朝時期，永昌府城成為當時永昌轄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

明清至民國時期，永昌又發(fā)生了許多關乎國家安危的大事。明正統(tǒng)年間，兵部尚書王驥“三征麓川”，每次用兵十萬以上，其時間之長、規(guī)模之大，足見永昌在明王朝中的地位。明萬歷年間，永昌戰(zhàn)事告急，著名將領劉綎、鄧子龍受命于危難之中，遠道馳援擊潰入侵之敵，安定了邊疆。明朝末年，永歷皇帝入云南，永昌一度成為歷史轉折關頭的關鍵之地。清軍以吳三桂為首的強大軍隊千里追擊而來，一個舊王朝與新王朝在永昌展開了最后對決。進入清代，清高宗乾隆皇帝發(fā)動了以安定西南邊疆為目的的軍事行動，此次戰(zhàn)爭涉及地區(qū)甚廣，但軍事指揮中心卻在永昌。清末，在永昌府城發(fā)動了“永昌起義”，無數(shù)辛亥革命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棄家產，為反對封建專制寫下歷史篇章。

除了重要的軍事戰(zhàn)略地位，永昌還是中原內地通往東南亞、南亞甚至西亞的咽喉要地。

彼時，中原、巴蜀地區(qū)各方商賈從南方絲綢古道一路走來，由板橋過下村進城，經由拱北門到城內交換物資，繼續(xù)向南運輸，帶來了空前繁盛的商貿。作為南來北往客商的聚集地和落腳點，兩湖會館、騰陽會館始終見證著這個“西南一大都會”的經貿文化交流發(fā)展。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這座古城再次發(fā)揮了關鍵的交通聯(lián)結作用，打通了滇緬公路，成為當時援華物資運輸、經濟物資外運的重要樞紐。

到了20世紀40年代，在紛飛的戰(zhàn)火中，永昌府城池街道均遭嚴重破壞。此后至70年代，又因城市建設發(fā)展的需要，城池街道相繼被拆除或改造重設，只留下了部分遺址遺跡。

俱往矣，看今朝。老城區(qū)的古建前，街坊四鄰圍坐在一起愜意地下棋閑聊；井然有序的街巷里，臨街商販兜售著五花八門的各式產品；東城區(qū)，學校傳來的瑯瑯書聲愈發(fā)洪亮；工貿園區(qū)，重點龍頭企業(yè)不斷入駐，給保山經濟發(fā)展注入新鮮血液；火車沿著大瑞鐵路穿梭，帶來了客貨兩旺……夜幕下的保山閃爍著萬家燈火，舊城更新，新區(qū)發(fā)展，永昌府城從歷史中走來，風華依舊，生機如初。